[野史乱弹]《癫狂的列国》-春秋大历史的别致讲述

俞一南

本书是一本《春秋》的另类讲述
　　其中有小老婆和大男人的纠葛
　　有私生子复仇的选段
　　有偏执狂搞怪的故事
　　或励志或搞笑或伤神或解闷儿
　　这不是最权威的《春秋》
　　但却是最清爽宜人的传奇
　　……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梦开始。
　　 ……
　　 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的含义。明朝的时候有个叫冯梦龙的人，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修编了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里面写到，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 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
　　 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
　　 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不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
　　 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
　　
　　

封面

1、一个奸雄的诞生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梦开始。
　　 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在郑国的首都新郑诞生了一位贵人。
　　 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我们要说的这位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
　　这里先介绍一下，贵人的父亲姓姬，名叫掘突，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周王室的卿士兼郑国的君主。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接着是商朝，然后是周朝。周朝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在周天子领导下的分封建国制。周天子就是周王，从理论上讲，周天子是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一个双重身份：
　　 第一，他是周王室的直接首领，直接管辖周王室的领地——王畿。
　　 第二，他同时还是大大小小数十个诸侯国的间接首领。
　　 我们之所以强调“从理论上讲”，是因为理论和现实是有差距的，而且差距非常大。关于这一差距，在以后的故事中会有明显的体现，暂时不展开来讲。现在要讲的是，姬掘突这个人，他实际上也是双重身份：
　　 首先，他是郑国的君主。郑国是周王室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国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南边有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
　　其次，他兼任了周王室的高级官员——卿士。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周王室就相当于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总公司，周天子相当于总公司的董事长，各诸侯国就是总公司开设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而姬掘突既在总公司也在分公司担任职务，类似于总公司高管兼分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值得说明的是，在姬掘突那个年代，郑国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历史并不长。
　　 郑国的第一任君主叫姬友，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姬友在周王室的身份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的叔叔。他被封为郑伯，死后又被追谥为“桓公”，所以在史书上又被称为郑伯友或者郑桓公。
　　 那位因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名垂千古的周幽王在位的时候，郑伯友正担任周王室的要职——司徒。由此可见，郑伯友也是双重身份，兼任王室的司徒和郑国的君主。但是，在郑伯友的年代，郑国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统治的范围仅仅是周厉王封给他的象征性的一小块地皮。我们可以想像，在郑伯友的双重身份中，王室司徒是他的主业，郑国君主只是副业。
　　 然而，在郑伯友心中，副业虽小，却是自己家里的产业。如何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做强做大，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为此，他向一个叫史伯的人请教：假如国家“有事”，自己该往哪里逃过一死？
　　 这个问题问得很委婉，而且不容易让人看出他的私心。因为周幽王在位的时候，政治确实很混乱，王畿附近的少数民族——犬戎族又在一旁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生路做准备，并不是太过分的事。
　　 史伯是个什么人呢？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他既然被称为“史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周王室的史官，也就是历史学家。中国的古人讲究以史为鉴，“太史寮”更是周王室常设的两大高级官僚机构之一（另一个为“卿事寮”），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能够担任史官的人，必定世事洞明，高瞻远瞩。因此，有问题问史官，准错不了。
　　 史伯心里很明白，郑伯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史伯详细地分析了周边的形势，然后给了郑伯友一个建议：向东发展，征服虢、郐两个小国，在济、河、洛、颖（俱为水名）之间寻求生存空间。
　　 史伯的建议成为了郑国发展壮大的指导性意见。据《国语》记载，郑伯友听了史伯的建议，开始潜心经营东方，花费大量资金到东部诸国收买人心，树立自己的威望。
　　 周幽王在位的第十一年，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
　　虽然准备了逃生之路，郑伯友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
　　 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掘突继承了父亲郑伯友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
　　 掘突的夫人武姜，是申侯（申国国君）的女儿。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候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种政治联姻在当时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
　　 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几位大夫凑到一起商量着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
　　 所谓“寤生”，就是寐寤而生，翻译成现代语言，也可以叫做梦生。掘突摸着脑袋想了一阵，表示同意。
　　 两千多年后，有一个美国小男孩问他爸爸，为什么给自己取一个这么难听的名字。当时他爸爸正坐在门口的躺椅上享受下午阳光，他眯着眼睛，告诉小男孩，根据家族的传统，他们总是用“情景命名法”来给后代命名。
　　 “比如说，你妈妈在生你姐姐的时候，正好雨后天晴，天边挂着一弯美丽的彩虹，所以你姐姐就叫Rainbow，多好听的名字！
　　 “而你哥哥出生的时候，我们正好住在爷爷的农庄里，推开门就能看见青山，所以你哥哥就叫Greenhill。那时我们生活得多快乐，经常扛着猎枪去山里打猎，还划着爷爷的小船去湖上钓鱼，真是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啊……你刚才问什么来着，Dogfucking？”
　　 扯远了，姬寤生这名字虽然有点怪怪，但毕竟不是Dogfucking，仔细推敲起来，它甚至包含着少许诗意，少许淡淡的忧伤，少许超凡脱俗……不管怎么样，寤生这两个字已经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世子的名字了。
　　 所谓世子，就是国君的继承人。在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中，“世子”只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称呼，在某些场合，世子又被称为“大子”或者“太子”——叫法虽然不同，却是同一个概念。

截喘

对历史还是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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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以后过了几年，武姜又生了一个儿子。对于女人来说，生孩子是个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次的生育相当顺利。
　　这个孩子被命名为段。
　　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城（郑国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
　　需要说明的是，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无须分封。
　　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不冷不热，甚至有点讨厌；而对于小儿子段，她总是百般迁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
　　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
　　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
　　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
　　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的含义。明朝的时候有个叫冯梦龙的人，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修编了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里面写到，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
　　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
　　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不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
　　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
　　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一点。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连掘突有时也觉得惊奇。
　　根据《左传》的记载，武姜有了立段为世子的想法，而且将这种想法对自己的丈夫掘突说了，希望通过掘突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但是，掘突断然拒绝了武姜的提议。他的理由很简单：长幼有序，寤生既然是哥哥，又没有犯什么错误，就不能废长立幼，舍寤生而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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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突死后被谥为武公，大概是表彰他这一生武功赫赫，所以他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郑武公。
　　寤生顺理成章成为了郑国的国君。他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共城太小，要求寤生把制（郑国地名）封给段。
　　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郑武公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了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
　　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很多年后，有一个草席匠带着他的两个拜把子兄弟在这里和一个叫吕布的人大打了一场，直打得天昏地暗，鸡飞狗跳，虎牢关因此成为家喻户晓地名。
　　“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
　　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
　　“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
　　郑国的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
　　大夫祭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
　　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
　　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
　　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要我说，不如趁早找个地方叫她搬出去住，免得生出事端。否则的话，您那位老弟迟早与她里应外合，把您赶下台去。”
　　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
　　台下群情激奋，台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到今天。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
　　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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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吧..就是怕不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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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带着自己的随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冯梦龙先生则添油加醋说，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
　　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的听命于他，又以打猎为名进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
　　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家当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则赶快制止他，别让老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这家里的主人。”
　　“唔。”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
　　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和廪延两座城池。
　　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地说：“不亲不义之人，就算有人依附他，也不过是加速他的灭亡。”
　　段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完成了战争准备。他写了一封信，派人偷偷送给武姜，约好某年某月某日由武姜开启新郑的城门，放段的大军入城。
　　送出这封信之后几天，他便带着造反的部队从京城朝着新郑出发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在他眼里，哥哥寤生虽然是个老好人，但是智商未免太低了，显然不适合坐在君主的宝座上。
　　但是，他错了。他狠狠地弄错了两个问题：
　　第一，寤生的智商一点也不低。
　　第二，寤生也不是一个老好人。
　　他不知道，那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
　　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
　　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轻轻地说了四个字：
　　“是时候了。”
　　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出乎公子吕们的意料，这次会议上寤生表现得一反常态，三言两语便分配好任务，井井有条，丝毫不拖泥带水。
　　根据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
　　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立刻陷入了前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拉拉跑了一大半。
　　仓惶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到自己的旧封地共城。
　　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拔剑自刎。
　　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
　　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后来寤生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冯梦龙先生的《东周列国志》倒是言之凿凿，说段是自杀的，而且寤生还亲自跑到共城，伏在段的尸体上大哭了一场，说：“傻弟弟啊，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个人的理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段系自杀也罢，寤生派人所杀也罢，当时就已经死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的哥哥的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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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
　　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
　　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
　　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
　　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
　　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
　　《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
　　“郑伯克段于鄢。”
　　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对这六个字的分析：
　　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
　　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
　　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
　　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
　　*
　　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
　　段造反失败后，寤生命武姜搬出首都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到黄泉，咱们就不要相见了。”
　　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
　　没过几天他就后悔。
　　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大家为什么意见那么大呢？因为寤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将“孝”作为一切美德的基础，当作一件非常神圣甚至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事情来对待。统治阶级也强调“以孝治天下”，将孝道上升为统治国家的理论基础，用以统领一切政治思想。孔夫子更是为这种理论基础提供了具体的逻辑论证，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具备了“孝”和“悌”两种美德，而又热衷于以下犯上，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以下犯上，而又总是想着扰乱社会秩序，这种情形就更是闻所未闻了。孔夫子的话说得有点拗口，但是说明了一个道理：统治阶级需要用“孝”和“悌”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悌”是指弟弟服从哥哥的美德，“孝”则是儿女服从父母的美德。寤生连自己都不能遵从孝道，将亲生母亲赶出都城去居住，又如何以身作则，劝导郑国的民众服从他的领导呢？
　　如果不及时做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
　　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
　　寤生很伤脑筋。
　　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也不嫌烫）。
　　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
　　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开开洋荤。”
　　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却没那个福气哟。”
　　颖考叔故作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
　　寤生倒也不避讳，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给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
　　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
　　“哦？”
　　“挖个隧道，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您在那和母亲相见，也应该算是到了黄泉吧？”
　　寤生眼前一亮。事不宜迟，他马上派颖考叔负责落实。据冯梦龙说，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
　　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
　　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
　　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作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

惦褴讧

2、周朝卿士原有种
　　
　　前面说到，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
　　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
　　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
　　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部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经济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从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
　　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
　　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
　　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
　　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
我们知道，郑桓公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司徒一职，郑武公姬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
　　掘突死后，他的儿子寤生继承了郑伯的爵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
　　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
　　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年，而是谦虚。
　　第二、卿士在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
　　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音示）。
　　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
　　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
　　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
　　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
　　……
　　郑庄公就是我们要说的郑伯寤生啦。
　　郑伯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他做了，兴许还领了一份不菲的俸禄（没有考证），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
　　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
　　关于周公旦，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对他进行了解。东汉末年，曹操带领大军南下夺取荆州，与孙、刘联军在赤壁隔江对峙。当时曹操通过多年兼并战争，已经基本统一北方，而且将汉朝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准备一举击破孙、刘联军，趁势统一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曹操意气风发，横槊赋诗，写下了著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乃是曹操以周公旦自诩，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表白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象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
　　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天子不能强求郑伯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郑伯像他的祖父郑桓公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郑伯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
　　说实话，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高，但是郑伯偏偏不肯给周天子这个面子。
　　面子是要里子撑的。没有实力，哪来的面子？
　　其实站在周天子的角度，郑伯不来王室打理事务，是件好事。想想看，寤生这家伙老谋深算，又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同时还是东迁时护驾有功之臣的后代，他要天天呆在你那小朝庭里，不尽出难题才怪！
　　周天子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用老皇历对待新问题，对于郑伯占着茅坑不拉屎很有意见，总想着另外找一个听话一点的人来取代郑伯寤生。
　　这个人选很快就在他心中确定了，就是虢公忌父。
　　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一定的公职。
　　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郑伯友同朝为官。所以，周天子打算任命忌父担任卿士，也算子承父业，是情理之中的事。
　　周天子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
　　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俺应该做的。”
　　“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做出过一些贡献，特别是郑桓公，为了先王战死沙场，其勇可嘉。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
　　这里要说明一下，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
　　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
　　天子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涣散，不把咱们大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
　　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腾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俺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天子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中，不中，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俺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俺？”
　　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天子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

鞠灵韵

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郑伯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郑伯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天子面前。
　　“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 郑伯客客气气地说。
　　“没有的事。”天子干笑了两声。
　　“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忙于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不听话的弟弟已经畏罪自杀，家里的事都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 郑伯一脸惋惜。
　　“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天子连忙否认。
　　“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
　　“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
　　“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
　　“不许。”
　　“一定要辞。”
　　“仍然不许。”
　　“坚持要辞。”
　　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果然，杠来杠去，天子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
　　郑伯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
　　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
　　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
　　郑伯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的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惹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
　　“您……该不是开玩笑吧？”
　　“君无戏言。”
　　郑伯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天子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郑伯这样的人精，也难免踯躅不前。
　　“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天子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
　　“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郑伯终于一本正经地说。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
　　《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
　　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
　　而后人评价这件事，对《左传》的评论又有一番批评，认为事情的关键不是“信”与“质”的关系问题，而是君臣失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周王室与郑国本来是君臣关系，互相交换人质，就变成了两个地位相等的国家，所以叫做君臣失义。基于这一认识，后人认为《左传》的评论没有抓住要点，给人的感觉是承认了周、郑作为两个平等国家的合法性。
　　后人的评价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但是，这是站在大一统的思维定势下的评价，并不附合春秋时期的历史现实。
　　所谓大一统的思维定势，就是将“中国”看作一个天然统一的国家，仿佛自炎黄时期、有较为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年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不是这样。严格地说，“中国”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成长的概念，我们近现代语境中的中国，至少是在秦国兼并六国之后才逐渐成形的。
　　秦国兼并六国之前的情形是什么样呢？我们现在讲夏、商、周三个朝代，是将夏国、商国、周国的历史作为那些年间中国历史的代表，用以明确那些年代的名称。这就好比我们说“古希腊时期的欧洲”一样，我们都知道，希腊从来不是整个欧洲，但它是那个时期欧洲文明的代表。同样道理，所谓夏朝、商朝和周朝，也只是以夏国、商国、周国作为那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且不说这三个国家实际统治的范围十分有限，四周都被“四夷”等少数民族包围，就是在他们的统治中心，中央政权能够实际控制的地区，也不过是“王畿千里”这么一块不小不大的区域。王畿千里之外呢？是分封建国的诸侯国。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只能说类似于后世的君臣，事实上相对独立。周王室与诸侯国在都是独立国家，只不过周王室作为宗主国，地位特别高一点。按照当时的政治思潮，“天子有道则天下诸侯朝之，天子无道则位号仅存”，在天子无道的情况下，王畿也就变成了与诸侯国平等的领地。所以，周郑交质这类事情在后世可能让人拍案惊奇，在当时却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
　　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他死的时候，法定继承人王子孤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郑伯得到消息，倒也不敢怠慢，连忙安排人把王子狐送回雒邑去继承王位。
　　谁知道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
　　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
　　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我只能这么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
　　不管怎么样，王子狐既然回国，同样作为人质的郑世子忽也就被送回郑国，继续当他的世子。周郑交质划上了一个句号。
　　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
　　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郑伯的强烈不满。周桓王年少气盛，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以削减郑伯的权力。
　　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郑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
　　当然，郑伯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跟人说天子怎么对不起他，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郑伯真正可怕之处。
　　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悠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锺，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
　　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
　　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吧。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
　　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天子很想放手与郑伯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郑伯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
　　《左传》把这件事叫做“周郑交恶”。
　3、合法性危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阐明了一个观点，即任何政权都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其政治统治不具备合法性，这个政权就很难立足。他强调指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者正确，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的相对概念，也就是政权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的理由。
　　几百年来，周朝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受命于天”的思想，周王也一直以天子自居，而接受万民的朝拜。这种合法性，通过严格缜密的礼制（周礼），在历史长河中一天一天被强化，逐渐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
　　周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周天子，卿大夫和士阶层则受命于诸侯，如此层层受命，形成了周朝各级政权的合法性体系。这种合法性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很多年，直到公元前209年，一个叫陈胜的人领着一群农民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才遭到真正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历史，与公元前209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意味着，在春秋时期，层层受命的合法性体系仍然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周王室虽然衰落，其合法性体系的基础仍然存在，各诸侯国乃至卿大夫阶层的合法性仍然依存在于周天子受命于天的最高理念。
　　然而，随着王室政治的衰落，再加上犬戎之乱后，王室自身实力急剧下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成为一句空话。失去军事和外交约束的各诸侯国开始明目张胆地你攻我伐，互相征战。上行下效，各诸侯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内讧，争权夺利、以下犯上甚至“弑君”的案件屡屡发生。层层受命的合法性体系受到现实的严重挑战。
　　有讽刺意味的是，弑君者一旦夺取政权，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寻求传统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寻求周天子的承认。如果不能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则退而求其次，转而寻求其他诸侯国的承认。这和阿扁当年入不了联合国，狂抛金币也要获得几个三流国家的外交承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